王曾瑜在《历史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辑）上发表“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文章，是非且先不说，仅如此直言不讳指名批评的文章标题就令人感到惊奇，也觉得痛快！此文后来又发在网上并因《新京报》的报道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
从王文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其愤怒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的知识性问题，大致有三类情况：１、配图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２、传说当作信史，如杨家将故事；３、史事错误，如称曹彬为“儒将”不当，这些都是事实。《中国通史（彩图版）》我没有完全看，仅我看过的先秦两汉部分，硬伤确有不少，如器物名称弄错，引错考古材料等。如中国发现了南方古猿的牙齿、新石器时代是从公元前６０００年开始、河姆渡文化发现中国最早的稻谷实物等，都是国内考古学界早就更正了的看法，只要肯查书，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二是对空头主编和该书评上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十分不满。
书中知识性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恐怕一时间难以说清。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差错率不是最高的，问题是图书如有硬伤和差错，在评奖的第一轮就会淘汰出局，而它为什么会入选？这的确是应该追问的。而该书讲不讲制典章度等内容，我认为似不必计较，因这与该书体例有关。据该书的广告称，该书“一改过去通史那种偏重政治、战争的写法”、“突破了一般意义的通俗读物、普及读物的模式，使悠久深邃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超越了窄小的学术圈子”云云。学术界认为应该重点突出的地方，正是该书有意弱化的地方，学术界认为不严肃的地方，恰恰正是该书颇为自诩的地方。史观代有不同，昨日认为重要的内容，今天即弃之如敝屣。对于出版方刻意“超越”学术界的著述体例，我看只有让时间来做评判了。我查了一下获第１２届中国图书奖的书目，内容杂陈，应景之书不少，且不说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地位，仅从文化积累上看，这些书籍能有十年生命力的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数入选书籍只对出版社编辑的升等、员工加薪有意义，而其文化意义充其量是为后人提供研究今日图书出版界众生相的社会学文本。因此，对这么一个并不以学术性为鹄的、仅是出版界自恋的奖实在是犯不上计较。
戴逸和龚书铎当空头主编一事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是他们二人挂名空头主编有无不妥，二是空头主编的社会象征意义如何。丛书或大型图书找名人挂名主编并非自戴逸、龚书铎始，历代均有，主编非贵即显，如梁萧统、宋李?、明解缙、清纪昀、陈梦雷诸人。唐以后的官修历史无一不是高官显贵挂名，至于地方丛书、方志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政治正确，二是银子充足。在专制状态下，史书编撰岂是儿戏！它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就是在今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大型通史性著作仍然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戴逸、龚书铎二位的资历和声望都足以担当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人。据称，该书出版后，许嘉璐副委员长认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人大校长李文海称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素质教育方面的好书，乃至惊动最高领导致信祝贺，至少说明该书的大方向被官方认为是正确的。可以想见，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恐怕不会有时间仔细查看书中有无错误，他们如此赞扬有加，自然是主编的声望在起作用。所以这么一套大型普及性通史图书由戴、龚二位做主编，无论从史书的政治正确的系数，还是出版社的获奖系数来考虑都没有什么不妥。
如王曾瑜所言，有一主编编书多至一百数十部已成癖好，他对此痛加挞伐。但此癖好有无积极意义呢？我认为还是有。文章千古事，成名者少编一书不堕其名，滥编一书即损其不朽。戴、龚二人成名已久，岂有不知之理。他们乐此空头主编，我看这一方面是大众化的历史书籍有广大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名人放下身段从政治转向市场的结果，其社会象征意义就在于这标志了史学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减弱，它必然会影响到史学家研究视野的转变。近些年海外历史学家的著作出现了贴近大众的社会生活史之转向就与读者市场的考量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如黄仁宇、史景迁等人的著作。王曾瑜或许没有注意到《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广告词，该书自称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主旨，也就是说它不过是一种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如果可以比喻的话，该书差不多与明清时期的戏剧相当，有个历史框架，但不能引为信史，要指望大众从戏剧中获得多么严格的史学知识是不切实际的，该书也应该作如是观。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史书因此有特殊性。在专制社会和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况下，盛名之学者或忌惮权势或爱惜羽毛不屑于商业写作，但并不能保证历史书的严肃和可信，所以孟子会讲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图书市场化不仅使写作成为一种生产行当，传统的官修历史之外也有了商修历史的存在，学者为商业写作并不比为强权写作更难堪，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一个明显的好处是让缺乏资金不能出版的书籍有了机会。从社会思想的发展看，观察历史的多元视角存在要比独家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好得多。我看了《中国通史（彩图版）》之后，的确觉得比只有文字的历史轻松好看，这里面的优点难道不值得学习？
话要说回来，商修历史不等于必然有硬伤。出版社拿钱修史，看好的是市场。市场讲的就是公平、质量和优胜劣汰。存在王曾瑜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中国通史（彩图版）》，当然就属于市场上的垃圾产品，可是它就是能够一路绿灯拿到了出版界的最高奖。我疑惑的就是当商业进行知识产品生产的时候，怎么商业法则不起作用了，到底是知识产品的特殊性颠覆了商业的行规，还是知识的评价体系无法适宜于商场？
《中国通史（彩图版）》是商品，是海燕出版社经营很成功的商品。据出版社方面讲，该书在市场上有４种版本：一、大１６开４本一套的全本，定价９９０元；二、大１６开彩印缩编本，定价９８元；三、３２开５本一套的定价３８元；四、大３２开１０册精装的少年本，定价１８０元。第一种销量２万多，第二种有３万，第三种有７万，第四种有３万。１５万的销售量加上海外版权收入，出版社赚得是盆满钵溢。这里名主编的作用和它拿到２０００年中国图书奖显然功不可没。从披露的情况看，修订图书中的错误是在获奖之后，也就是说它获奖之前就已不符合出版系统图书评奖的先决条件。这里的问题就出在王曾瑜所批评的，要么是戴、龚二位挂名主编尸位素餐，要么是评委们趋炎附势。王文有一点没有讲，这就是商业活动本身离不开金钱力量的推动。
在商业活动中利用金钱开道是合乎规则的。这里我们没有证据就说评委是拿了好处才消灾放水，因为希望获奖的众多对手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博弈的最终结果只是徒增双方的成本而已，因此这个时候起作用的就应该是金钱以外的力量，图书的选题（相当于产品的市场调查）和谁人挂名（相当于商品的品牌）就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商品的图书，谁的名气大，谁的胜算就大，垃圾图书有名学者支持照样可以畅销，这就是知识颠覆了商业竞争上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在图书商品完成之后，它的特殊性是还需要学界的捧场（相当于商品的广告促销），学术界传统的知识评价体系恰恰在这里就不能起作用。把图书作为商品看待之后，首先，任何评价都有吹捧和广告的嫌疑；其次，商业利益使出版社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的专家学者；其三，学术批评为天下公器，不可夹杂私利；商业行为只对公司负责而不必对真理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是学术界原有知识的评价体系无法适宜于商场的原因。由此来看，王曾瑜对图书奖的实质并没有完全看清楚，要空头主编对图书质量负责是把他们当作圣人了，既不符合商业规则与商论道，又不与时俱进强人所难。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商业时代的知识生产是有其规律性的，一是消灭学者，二是制造媒体英雄。因为出版商比学者更能够了解市场行情，书商需要学者成为不断了解读者趣味的研究者，“他们受制于出版商的定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们必须来写哪一些书。”在商业控制下，研究者比学者有更大的社会影响，“研究者通过丛书和文集不但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成就名声，而且立刻可以在更广大的公众那里获得轰动效果。”（“世界的图象时代”《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１、９６页）比如戴、龚二位，尽管在史学界人所尽知，比起明星来到底还是差了许多。有幸的是，一旦在商业平台上来运作，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度就有质的变化。如果说王文有什么问题，那可以说是在书生意气地用学术标准对付商业标准。
由于传统的知识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它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是理性主义者，知识的生产和评定也只能在非常小的学术圈子内进行，这个圈子可以是学派或者是某个学会。表面上看它是很神圣的东西，其实质仍是托马斯・库恩指出的一个并不比帮会高尚多少的强烈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学派的领袖因此具有江湖大佬们惟我独尊、党同伐异的一切特征。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往往是权力在起作用，福柯曾经就揭露过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循环关系。在古典时代，学科或者学派领袖的地位不容易撼动，它会反对一切挑战。普朗克很悲哀地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新的理论，不是靠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要等到反对者终于死去，而赞成它的新的年青一代成长了起来。”（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６页）商业的介入就迅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用金钱消解知识中的权力垄断，使知识生产容易出现多元性，催生新知。在社会发展的后现代状态，知识的生产和评价体系与旧范式完全不同，效率、成本、趣味、市场占有率等成为标准。就拿《中国通史（彩图版）》来说，效率和成本不允许出版商请各种断代史专家来把关，搞什么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傻事；趣味和市场占有率使之必须有名人出面领衔，穿插王曾瑜这样的专家所认为“低俗、不严肃”的传说。在我看来，《中国通史?彩图版?》事件真是蛮有意思的，它折射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在坚守传统和走向市场之间的尴尬。王文的批评应该并非是针对某个名人，而只是不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身份进入了商业领域。此事的是非论定完全在于这二种价值的较量结果。站在商业立场上，不要说什么空头主编可以为图书促销，就是政府首脑前来为企业助阵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仅是商业的规则和利益就会迫使任何进入圈内的人要遵守炮制商业图书的规则，默认学术垃圾获得国家级图书奖。
另据报刊说，学界中人多不愿意评论《中国通史（彩图版）》挂名主编和被评奖一事，尤其不愿意批评名人。如今的大多数学者对权势不敢说不，对异见不能坚持，对丑恶不去批评，对公益难得关心，对弱者没有关怀，对名利不愿放弃，对错误耻于道歉还自诩为知识分子。在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毒化下，学校的目标只是扩招再扩招；知识的产生与制造只是为了ＳＣＩ和各种五花八门的奖项，充满了自大和虚荣，抄袭与剽窃，不仅空耗国帑，骗纳税人的钱，而且还鼓吹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和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误尽苍生。什么科学、国学仅是他们的谈资和口号，他们有多少人就真的按照科学和国学去做了？说到这里就想起前不久台湾政要来大陆访问，大陆学者似乎要卖弄国学功夫，结果屡屡闹出笑话。事情虽属偶然，难道不是学界浮躁的反映？
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论》云：“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廉的问题是针对官员，而耻的问题针对的就是知识分子，人不被批评是不知其耻的。王曾瑜对《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批评，有人认为方式不当，我看不是方式不当，而是这样指名的恰当批评方式已经很少与闻了。没有尖锐的学术批评，哪里有学问的砥砺？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何来的耻感？至于批评的对不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尽可以辩论。今天的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卫者，他们可以批评社会，为什么就不能被社会批评？没有批评，知识怎么产生？又怎么进步？现在社会议论学术腐败不就是批评太少了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亭林说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信然！
